批评家的看法：

　　面对奔涌而来的青年们制造的视觉图像，有的批评家，如鲁虹，在《编织美丽：关于“同感——当代新锐艺术家展”》中，为这种新兴的艺术创作模式和“逾越了抽象与具象、表现与再现、现实与超现实的边界”的自由表达而感到欣慰；他将年长一辈与年轻艺术家的分歧归结为出生背景、生活方式、知识结构与价值理想的不同，而年轻艺术家正是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了上一辈艺术家。实际上，许多着力于推动青年当代艺术的批评家和策展人也持与之相似的观点。

　　有的批评家却并不抱肯定的态度。比如批评家王林在《西南艺术的危机——从“西南出发”当代艺术展的批评意图》[7]一文中对过分追捧平面化、图像化、卡通化的艺术潮流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坚信：艺术的深度要求依然必要；学术性画廊、批评家和博物馆会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具有精神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这种吁求是针对当下艺术界愈演愈烈的产业化、市场化的浅层次图像符号生产现象而发的。

　　批评家黄专在《人文之声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建设》[8]中说明了90年代中国进入了所谓“经济人时代”的直接的文化后果：“大众文化全面取代精英文化，政治上的批判立场被迫在各种形式的犬儒主义面前投降，人文主义全面退潮，各种人文学科全面的技术化、专业化和壁垒化。”“大量策略性复叙西方当代艺术时尚与资讯的展览、流派成为艺术主流，八面玲珑的策划人代替了沉默思想的批评家，当代艺术也由一种人文性事业演变为一种博弈式的职业。”他联系西方当代艺术人文主义沉沦的背景指出，当代艺术的去人文化倾向“不仅使中国当代艺术丧失了与中国其它前沿人文学科同步发展的机会，也使它丧失了独立的思想品质和语话能力”。虽然王林和黄专针对的是整个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趋向，但提示的问题无疑都与当下的青年艺术家创作特征有关。

　　青年当代艺术的取向反映了什么

　　1．为什么用虚拟的方式？众多的对青年当代艺术取向的分析都指出其与青年们的成长环境和知识结构有关，他们的作品就是其感官与心理世界的投射，他们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现了对个体生存及社会的态度。在这些青年艺术家们的作品中，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既敏锐又游离，情绪的波动与社会的信息符号得到鲜明反映，但其中的关联常常又是以一种虚拟的、魔幻的、戏谑的、并非一目了然的方式来传达。

　　不少批评家都注意到了青年艺术家的虚拟表达方式。比如鲁虹说：“对比精英类的艺术，‘新动漫卡通艺术’最大的特点是将对生活的批判与反思转换到了对生活具体感受的表达上，而且，是以一种虚构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幻象，人们要说是虚幻的虚幻也未尝不可。”付晓东说：“它将脱离原来的与现实和社会互相返照的艺术层面而形成一个以个人化的网络虚拟体验和娱乐化经验为基础的新的‘界面’。”[9]

　　那么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陆蓉之认为，动漫“已经深化为世界各地青少年彼此之间的沟通符码”。[10]付晓东持相似看法——“卡通文化提供给人们一个新的观看世界和表现世界的通道。在这个镜片之后，世界变得更加纯美和宁静，使人得以片刻的逃遁出压抑、紧张、窒息的现实空间，重返童年记忆的旧园，获得无限空阔自由的别样天地。”[11]

　　就现在的大部分青年而言，他们所面对的是宠爱与压力并存的境遇，他们可以无限制地接受长辈的庇护但又无法彻底摆脱时代给予的无形的负重。社会的复杂多变，迅疾改变的道德行为方式以及物质技术的更新投射到他们的心理成长与世界观塑造的过程中，使他们对周遭环境和人情世故有着敏感的触觉。青年艺术家正是在浸淫已久的游戏化的方式中呈现他们的心性和对时代的感悟，在纷扰的社会中既全力绽放而又适度保护自己，避除任何的沉重与深度感，以获得浅层浮游的愉悦。

　　2．为什么不关注公共政治？青年艺术家们选择在虚拟和游戏化的表达方式中获取快乐和逃避压力，他们对社会公共政治话题似乎没有参与的兴趣。《中国的“我世代”》这样描述中国青年：他们谈论名牌服饰，谈论明星，谈论好莱坞，谈论出国度假，但是他们却不谈政治。我们说，举凡社会转型、时代巨变之际，总可以看到一些记录处于时代巨变中的人们的现实生存处境和文化心理变迁的文艺创举。我们现今的时代更是一个产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深刻变化的时代。那使人震慑的环境景观改造与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变化，不仅是艺术实验，也是社会心理与现实问题研究所极为关注的课题。当下艺术批评界的一些人士已经在倡言“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艺术家的视界应从艺术的内部问题扩展到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广阔领域。[12]“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曾从艺术与社会学的关系、艺术的功能、理论资源、方法论的角度等，强调当代艺术的创作与批评的社会学视野和问题意识，艺术对社会的介入和干预作用，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思想作为当代艺术及其批评的重要理论根源，当代艺术的创作和研究需要学习社会学的方法论，以此来“重建艺术社会学”。[13]实际上，一种带有社会学调查意义的艺术活动已经在悄然兴起，他们将眼光瞄向了城中村、外来工以及城市华丽外表底下琐微躁动的因子。但是这些声音并未能在青年当代艺术中形成广泛的回应。

　　2004年以来，我曾协助李公明教授策划了几次以“新宣传画”为名的活动，一次是以“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为主题号召人们进行创作，以社会进步理论为指引，以现实中仍然大量存在的非正义、不公平的现象为批判对象，同情苦难、反对麻木不仁。一次是在2007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组织“新宣传画之公益贺年卡”活动，试图结合中国这一传统节日，以贺年卡的形式传达与过年有关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号召大家创作出既寓含新春祝福又倡导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的不同于普通节日贺卡的作品。这些活动尽管获得社会与思想界的支持，但在联络青年创作者时发生了一定的困难，一方面是源于青年艺术家对此种表达方式较为陌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这些话题不太感兴趣以及活动本身对他们的艺术前程没有什么帮助。网络上还有一篇帖子说：新宣传画活动是一次知识分子情结的失败发作。

　　我就想到，为什么当下的青年没有这种知识分子情结？《中国的“我世代”》中的一名被采访者说：“关于政治上的事情，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所以我们‘不谈政治’！”这句话引起很多青年人的共鸣。有的人还回帖说，我们连在网写一些并不敏感的词汇都不能正常呈现，怎么又反过来说我们不关心政治呢？

　　这是直接的制度约束，那么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谢鹏在《社会化障碍和“精英”意识缺席》中谈到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对青年的影响：一是青年社会化障碍；二是“精英”意识的缺席。造成青年社会化障碍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制度化的教育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在面对世界最领先话语权的高峰和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时，大部分人采取的策略是保守和消极回避——回避社会现实，并且企图回到他熟悉的和感到安全的环境/想像环境中，在作品样式中可能体现为运用他们儿童/少年时期熟悉的图饰，而在作者的意识形态里也可能体现为消极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而“精英”意识（指个人面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担当心）的缺席同样也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具体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就是说，是时代和环境的制约导致了青年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淡漠。那么按照政治运动规律，在压抑的环境中为什么没有爆发普遍的对抗性活动呢？这就要说到消费主义与大众流行文化。批评家孙晓枫在《不确定的“差异”——广东新青年艺术的一种描述》[14]一文中说：“消费主义轻而易举地消解了人们对精英文化的信仰、崇拜和追随之后，促使人们从内心滋生了强烈的虚无情绪。”就青年们的生长环境而言，追求物质消费的欲望，过量的视觉与文本讯息、虚拟空间以及扁平化的影视剧等，在一定程度上潜行地消弭了他们对社会文化担当的责任感与深沉的人文情怀。有人还从“超级女声”等娱乐节目掀起的全民热潮中看到公众介入社会公共空间的潜藏力量。是不是大众文化的狂欢充当了一个既让公众沉迷又适度宣泄情绪的工具。在中国，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构建起新型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但它并没有根本性地冲击原有制度，相反还起到了某种调适作用，从而形成既有政治体制与物质消费和娱乐的多元化两者并存的局面。[15]